可是，东北那么大，总不能没人管。清朝在东北设置了一套与关内截然不同的管理体制——不设总督巡抚，而是设将军。东北三大将军分别是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管的是军事，兼管民政，本质上是一套军府体制。宁古塔将军最早驻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但那个地方位置偏北，不利于控制松花江流域的广阔辖区。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沙皇俄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顺治年间，沙俄的殖民者沿着黑龙江一路南下，深入东北腹地建立殖民据点，与清军的摩擦越来越频繁。清朝急需一个能够扼守松花江水道、就近调度水师抵御沙俄南下的战略支点。
康熙皇帝把目光投向了松花江畔的那个老船厂。
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康熙谕令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率领三千多满洲八旗兵丁，在明代船厂的旧址上建造一座新城。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城池竣工落成。当时的城墙是用松木杆竖起来围成的，高八尺，周长七华里一百八十步，东、西、北三面各开一座城门，城外还挖了护城河。这座城最初仍然沿用旧称“船厂”，但在康熙十五年的诏旨中，康熙亲自把城市改名为“吉林乌拉”，并下令宁古塔将军巴海将驻地迁到吉林乌拉。
移驻以后，吉林乌拉取代了原来的宁古塔，成为整个柳条边以外广大区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宁古塔将军后来也改称吉林将军，辖区之大令人咋舌——西起开原威远堡边门，东到日本海和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达长白山和鸭绿江畔。这个辖区不仅包括今天的吉林省全境，还包括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后来被沙俄割占的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吉林将军管的地盘，顶得上好几个现在的省。
可以说，“吉林”这个名字的膨胀过程，本身就是这座城市的地位不断攀升的过程。最初，“吉林乌拉”指的仅仅是松花江畔的那座小城。后来宁古塔将军移驻此地，人们把将军驻地所在的城叫“吉林乌拉”，把将军管辖的整个辖区也叫“吉林乌拉”，久而久之，省掉了后面的“乌拉”两个字，地名变成了“吉林”。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朝廷正式将“宁古塔将军”改为“镇守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简称“吉林将军”。从此以后，“吉林”就从一个城市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的广阔区域的统称。
也就是说，“吉林”这两个字，先是一座城，然后才是一片区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建立行省的时候，省名理所当然地跟着这个城市走了——因为一百五十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那座城就叫吉林，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整个地区都叫“吉林”。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品牌资产”的延伸，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吉林城真正的高光时刻，在康熙和乾隆两朝达到了顶峰。
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1682年，年仅二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首次东巡。他的目的地不是盛京沈阳，而是吉林。农历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公历的五月四日，康熙在松花江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水师阅兵。当时的场景极为壮观：二百多艘战舰排列在江面上，桅樯林立，旌旗猎猎，水师的将士们意气风发，康熙皇帝举目四望，胸中豪情激荡，当场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松花江放船歌》。诗中有这么两句：“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后来吉林市被称为“江城”，源头就在这儿——这是康熙皇帝“御封”的名号，放在那时候，一个地方能被皇帝赐名赋诗，那是多大的荣耀。
十六年后，康熙四十九岁的秋天，他再一次东巡吉林。一个皇帝能两次跑到同一座东北边疆城市来视察，放在整个清朝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康熙的心目中，吉林城的战略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康熙如此器重吉林城，不只是因为这里有水师、有战舰。更重要的是，吉林城扼守着松花江上游，往南翻过长白山就是朝鲜半岛，往东沿着松花江和黑龙江出海就是库页岛和日本海，往西通过伊通河和辽河的水路可以直抵盛京和山海关。在那个以水运为王的年代，吉林城可以说占据了东北最黄金的一个位置。
乾隆皇帝对这座城市同样青睐有加。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四十四岁的乾隆皇帝东巡吉林，在吉林城住了好些天。他在松花江上泛舟游览，写下了一首洋洋洒洒的七言排律《松花江》，诗中有“吉林真吉林，长白郁嵚岑”的句子。乾隆还专门去了吉林城郊外的小白山，登上了望祭殿，朝着长白山的方向举行了隆重的遥祭仪式。康乾两位皇帝先后多次巡视同一座边疆城市，这种待遇在清朝历史上算不上绝无仅有，但绝对是极为罕见的。
说到小白山和望祭殿，这里头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长白山被清朝视为圣山，是满族发祥的象征。康熙年间，朝廷就开始对长白山进行祭祀，但长白山路途遥远，从吉林城出发往返一次动辄要一两个月，皇帝不可能每次都亲自跑一趟。雍正十一年，也就是1733年，雍正皇帝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在吉林城西南四公里半的小白山上修建一座“望祭殿”，殿内设“长白山之神位”，每年春秋两季由吉林将军率领僚属前往遥祭长白山。这座望祭殿一直到清朝末年都保持着春秋两祭的传统。可以说，在清朝大部分时间里，吉林城不只是一个军政中心，它还肩负着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代表朝廷遥拜龙兴之山。
这就是吉林城在清朝鼎盛时期的模样：北国的江城，将军的驻地，水师的母港，望祭长白山的圣殿所在。它的地位和体面，在当时的东北，只有盛京沈阳能和它相提并论。
可是，一个城市站得太高，摔起来也就更疼。吉林城的命运，就藏在这个“太高”上面。
吉林城所在的这片土地，在清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封禁之地，朝廷不许汉民进入，只有零星的旗人和“打牲乌拉”的差役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活动。但封禁归封禁，总有人挡不住长白山里黄金的诱惑。
清朝末年，在吉林城东南方向的桦甸县夹皮沟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方圆数百里的“独立王国”。这个王国的首领不是朝廷命官，不是旗人贵族，而是一个从山东逃荒过来的流民，名叫韩宪宗。
韩宪宗生于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1819年，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人。他年轻时跟随逃荒的人潮闯关东，一路走到了长白山深处的夹皮沟。夹皮沟这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砂金矿藏。韩宪宗最初和许多闯关东的流民一样，在夹皮沟一带挖人参、淘金子，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当时的夹皮沟一带匪患猖獗，各路土匪流窜山林，淘金工们辛辛苦苦淘来的金子常常被洗劫一空。韩宪宗这个人胆大心细，有勇有谋，他联合了另一位叫李茂林的人，带领淘金工们把土匪赶出了夹皮沟，自此被众金工推举为首领。此后数十年间，韩宪宗以夹皮沟为中心，逐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他组织起三千多人的私人武装，对周围数百里的村屯进行管理，自订规矩，自收税赋，自办团练，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自治区域。
这个区域有多大呢？据当时的记载，“韩边外”的势力范围“东达延吉，西及伊通，南届奉省，北抵省垣”，长八百里，宽八百里，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地级市的面积。在这片土地上，老百姓只知有“韩边外”，不知有朝廷命官。光绪年间的《东三省政略》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传神：“自有韩边外之名，而夹皮沟上下数百里，居民耳目所闻者，皆谓知有韩而不知有官”。
这其实是一个挺耐人寻味的现象。朝廷在东北封禁了两百多年，结果封来封去，把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感给封没了。长白山里的老百姓见不到官，见不到衙役，他们能见到的只有“韩边外”的人。这个由流民首领建立起来的秩序，其实恰恰证明了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在基层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力。
韩宪宗晚年，朝廷终于意识到长白山里还有这么一个“化外之民”。但让人意外的是，朝廷并没有派兵清剿，而是采取了招抚的策略——封了韩宪宗一个虚衔，给夹皮沟金矿颁发了合法开采的执照，把韩家的武装力量编入了地方团练。这大概是因为朝廷也清楚，这片山林实在太深太密，与其兴师动众去剿，不如给个台阶让彼此都过得去。
韩宪宗去世于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孙子韩登举继承了夹皮沟金矿的事业，继续以“韩边外”的名号管理着这片土地。一直到民国初年，夹皮沟金矿仍然在以韩家为首的管理体系下运转着。这段历史在正史里往往一笔带过，但它很真实，也很耐人寻味——一个帝国的边疆，在被封禁了两百多年之后，竟然要靠一个“非法”的淘金王来维持实际的秩序。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而就在“韩边外”在长白山里经营着他的金矿王国的时候，吉林城也迎来了它自己的繁华岁月。
吉林城有两条母亲河——松花江和河南街。松花江养育了这座城市的身体，河南街则撑起了这座城市的烟火人间。
今天的河南街是一条步行商业街，两旁商铺林立，霓虹灯闪烁，看起来和别的地方的商业街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愿意弯下腰来仔细看看那些老店铺的牌匾，你会发现这条街的商脉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朝乾嘉年间。
乾隆年间，一个叫牛金玉的商人从山西来到吉林城，在河南街上开起了第一家钱庄，字号叫“源升广”。第二年他又陆续开设了“源升合”和“源升庆”两大商号。牛金玉是清代“船厂牛家”的创始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牛家商号遍布吉林城的主要街道，主营绸缎、药材、粮食，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到了晚清，“船厂牛家”已经是吉林城首屈一指的巨商大贾，民间有“牛半城”的说法，意思是半个吉林城都是牛家的产业。
道光七年，也就是1827年，吉林城河南街上又开了一家中药铺，名叫“世一堂”。这个药铺依托长白山的药材资源，专门加工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迅速垄断了东北的参茸交易市场。世一堂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前面是药铺，后面是作坊，自己加工自己卖，自产自销，生意越做越大。这家药铺后来一直经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前前后后延续了一百二十多年，是吉林城商业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名字。
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河南街上又诞生了一家后来成为中华老字号的餐饮名店——“新兴园”饺子馆。这家店以圆笼蒸饺闻名，至今仍在河南街中段营业。一百多年来，河南街上不知换了多少家店铺，但新兴园的蒸饺一直热气腾腾地端到食客面前，成了几代吉林人舌尖上的记忆。
这些商号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清朝中后期，吉林城不仅是一个军事重镇，它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繁荣、人烟稠密的省会城市。从雍正五年设永吉州，到乾隆十二年改吉林厅，再到光绪八年升吉林府，吉林城的行政级别一路攀升，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但饶是如此，有一件事情正在悄然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那就是铁路的诞生。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吉林城失去省会地位的原因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把目光投向同一个东西：铁路。
1898年，一条改变东北命运的铁路开始动工了。这条路就是中东铁路。沙皇俄国为了攫取中国东北的资源，争霸远东，修建了这条贯穿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铁路大动脉。它的干线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支线则从哈尔滨向南，经长春、沈阳，直达旅顺口，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丁”字形。
你拿着地图看一看这个“丁”字形的走向就会发现问题所在：铁路从哈尔滨南下的时候，走的是直线，直直地穿过长春，然后往沈阳的方向去了。而吉林市呢？它在长春的东边，不在铁路干线上。火车如果要从长春拐到吉林市，需要多绕一段山路，多花一些钱，多耗一些时间。对于商业运营的铁路来说，走直线永远比走弯道划算。所以中东铁路的主线并没有经过吉林市。
有人可能会问：吉林市不是省城吗？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不修铁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东铁路是由沙俄出资修建和控制的，沙俄选线考虑的是它自己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根本不是清朝的地方需要。在俄国人的算盘里，长春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地势平坦开阔，铁路修筑成本低，而且正好位于哈尔滨和沈阳之间的中点上，作为中途大站再合适不过。至于吉林市是不是省城，俄国人不在乎。
吉林城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被时代抛弃”。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沙俄战败，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这一段被转让给了日本，改名为“南满铁路”。此后，日本以长春为据点，在南满铁路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长春从一个普通的长春厅小城，迅速变成了东北铁路网络中的一个关键枢纽城市。
而吉林市呢？虽然在1912年也修通了吉长铁路，终于和长春的铁路网连在了一起，但“支线上的城市”和“枢纽上的城市”，其发展潜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条是干线，一条是支线，这区别就好比国道的省际大通道和通往某个县城的盘山公路，不能说不重要，但重要性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其中的戏剧性在于：吉林城之所以在清朝被选为将军驻地，恰恰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具备战略优势——四山环绕、松花江穿城而过，从军事防御和边疆控制的角度看，这简直是一座天然的堡垒。可是当时代的需求从“防御”变成“流通”的时候，那些曾经的优势就变成了一道道壁垒。群山把吉林城围在中间，围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铁桶，却也围得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
不过，在清朝正式灭亡之前，吉林城还是实打实地当了一次“正式”的省城——虽然这时候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了。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也就是1907年4月20日，清廷颁布上谕，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将军，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设东三省总督和各省巡抚。吉林省的省会很自然地设在了吉林城——毕竟省名都是你起的，省会不在你这儿还能在哪儿？吉林行省的第一任巡抚名叫朱家宝，上任之后在吉林城里设置了民政司、度支司、提法司等一整套省直机构，吉林城正式从一座军府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省会城市。
然而，行省制施行了仅仅四年多一点，武昌起义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大清帝国轰然倒塌，中华民国取而代之。1912年以后，吉林巡抚改成了吉林都督，后来又分设了省长和督军，吉林城的省城地位暂时没有发生变化。
但暗流已经在涌动了。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长春因为铁路枢纽的地位，人口和商业都迅速膨胀，已经隐隐有了超越吉林市的势头。1921年，一个叫孙烈臣的人担任了吉林督军。孙烈臣是张作霖麾下的核心将领，奉系军阀中的实力派人物，生于1872年，祖籍直隶乐亭。他上任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省城吉林市的位置太偏东了，而且不通铁路干线，一旦南面的直系军阀打过来，军队调度极为不便。相比之下，长春地处东北三省的中心，铁路四通八达，无论是调动军队还是转运物资，都比吉林市方便得多。
于是孙烈臣向张作霖打报告，请求把吉林督军行署从吉林市搬到长春去。张作霖同意了。
1922年7月，吉林督军行署机关大部分搬到了长春，设在今天的七马路2号，也就是原来的吉长道尹公署。孙烈臣开始在长春办公。但是麻烦在于，省长和省长公署还留在吉林市。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当奇葩的局面：吉林省的军政机关分居两地，督军在长春管军事，省长在吉林城管民政。老百姓一时半会儿搞不清，到底哪个城市才是省会。
然而这次“省会之争”的苗头并没有持续太久。1924年4月25日，孙烈臣在沈阳去世，年仅五十二岁。他的继任者张作相接任吉林督军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督军行署从长春搬回了吉林市。这场小范围的“省会之争”暂时平息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长春的势头已经起来了，它只是缺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很快就来了，以一种屈辱的方式。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随后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逊帝溥仪在长春建立傀儡政权，定都长春，改名为“新京”，长春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日本人在长春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他们请来了国外的城市规划专家，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来打造“新京”。宽阔笔直的街道，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成片的政府机关大楼，还有当时中国第一个规划中的地铁系统。据说在三十年代，“新京”的城市建设水平甚至超过了东京——当然，这话是日本人自己说的，其中掺杂了多少宣传的需要，恐怕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伪满十四年的“重点建设”，长春的基础设施、城市规模、人口数量都远远甩开了吉林市。根据一份资料的估算，到三十年代末期，长春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八十万左右，而吉林市的人口只有三十五万，差距非常明显。吉林市虽然在伪满时期仍然是“吉林省”的省会，但此时它管辖的吉林省已经被日本人切成了一块很小的地盘，原来的吉林行省早就被分成了十四个省，吉林市的管辖范围缩水得不成样子。昔日的边外重镇，沦为了一个傀儡政权治下的二流城市。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经历了一段剧烈的政权更迭和行政区划调整。1948年吉林市解放，吉林省人民政府仍然设在吉林市。新中国成立以后，吉林省的省会也暂时没有变动——1949年后的吉林省省会是吉林市。
但是变化已经不可逆转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了特殊的行政区划体制，长春市被定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地位比普通省会还要高。1953年，长春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中央直辖市之一。而吉林市虽然还是吉林省的省会，但它的省会是普通省会的级别，比长春还低了一档。
1954年，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这一年，国家对东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原黑龙江省、辽东省、辽西省的部分县市重新划入吉林省管辖，东北由六个省合并为四个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与此同时，长春市被撤销了中央直辖市的地位，改为吉林省省辖市。而就在长春划归吉林省之后，吉林省的省会从吉林市迁往长春。
1954年9月27日，吉林省省委、省政府及省直属部门开始陆续从吉林市搬往长春。
从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算起，吉林市作为吉林地区的政治中心，前后持续了整整两百七十八年——只差二十二年就三百年了。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之处，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从来不是简单地用一个“因为”和“所以”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