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樱花的无常观。

樱花在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无常观可借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女流歌人小野小町所作和歌来说明：

淫雨霏霏下，樱花色衰香也消，悲叹春去了。此景此情映我身，风华正茂终也调。

这一和歌以自然细微的变化——即樱花色退香消，暗含了人之生命的短暂无常及自然界的变换多端。（也正是这一时期，樱花成了咏歌赞颂的主角。）

樱花在日本人民眼中是生命的象征，盛放时极为璀璨，但其花期很短，如一日本民谚所说的“

樱花七日”

。可见，樱花不仅来去匆匆，甚至盛衰不明，无人能决定其“生死”的期限。武士道精神的“无常观”便与樱花密切相连，同样注入了佛经的精髓。

2.武士道精神的无常观

武士道精神潜移默化地受到无常观影响，最大因素是由于岛国日本处在随时可能面临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等）的板块交界地带。

因此，不定性极强的地理环境培养了日本人民的忧患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了无常观。

武士们带着这般生死观，游走于无常的世事与天地间，并沉着应对突发灾难、冷静果断地直面死亡，凸显了对生命无常观的信奉主义——

人之一生就如樱花一般短暂无常。

在日本，无常观在文学中也多有体现，最早出自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约公元8世纪后半叶）的第19卷：

“远从天地始，世间即无常。”

该诗句感叹人世无常，变化多端。

此后，从1192镰仓幕府成立到1603年江户幕府成立，两者间隔约400年的时间段——即动荡不安的中世时代，也出现了大量阐述无常观的文学作品。

而尤其在这一时期，由于在政权上没落贵族与武士的对立，国家无法统一。

战乱迭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许多民众幻想逃离现实，又抨击当时苦不堪言的生活，因此佛教的无常观开始大量普及，为信奉佛教文化的日本再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日本社会中深受无常观影响的樱花与武士精神，也在无常的历史变更下愈走愈远。

（二）樱花与武士道共有的“牺牲之美”

“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樱大鉴》

繁盛的樱花衰败时，日本人便产生繁华已去的悲凉之感。由此，日本人既欣赏樱花之美，也对其壮烈“牺牲”之坚决与傲然品性极为钦佩。正是这一品性，对日本武士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而，

日本武士认为，其一生应当同樱花一般，纵使短暂，也得绚烂；假如死亡，也需果断。且绽放时美不胜收，凋零时艳丽一瞬。

在武士道精神的死亡层面，“切腹”虽不是唯一的自杀方式，却是最为普遍的。（剖腹的自杀方式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才开始广泛流传。）因为腹部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灵魂的归宿”，是终结生命的至高之选。

在《日本史》也有记载武士切腹自尽的历史：若无“介错人”（即帮斩自杀者头颅的人），自杀者最快毙命需至少6小时，更甚者多达72小时，可见并非痛快的死亡方式。而日本武士剖腹并不是单纯为了达到死亡的目的，

而是夹杂了昭示生命之重的撼动力与死亡美学的极致发挥。

江户时代的武士山本常朝（1659—1719），在1716年的个人访谈录《叶隐》中把武士切腹的死亡美学含义分为两层

——“落花之美”和“不动之美”。

1.“落花之美”

——武士追求同樱花一般的死亡瞬间美，即花瓣落地一刹那的凄美。

武士非常注重自身的死亡的外在状态之美，

即精心装扮以面对随时降临的死亡。而且装扮过程极为细致，包括沐浴更衣，涂抹胭脂，香水洒发，修剪指甲等，这些亡前准备都在日本武士日常生活中蔚然成风。

2.“不动之美”

——武士希望在死亡瞬间与樱花融为一体，追求极致的美感。这意味着武士需要在切腹仪式中忍受痛苦，保持岿然不动的迎接死亡的姿态，即为

“从容果断地死亡”

。毫无疑问，这两类兼顾视觉与精神的美学含义，都将武士之死推向了死亡之美的极致。

同时，在武士佩刀的刀鞘上也常饰有樱花，

为将樱花香与杀气相融合，赋予杀戮以樱花的生命，

这样一来，更有种刚柔并济的美感。比如，江户前期活跃于京都的名刀匠近江守久道就喜于在武士配刀上雕刻樱花，以展示武士刀与樱花相结合的美学。

日本曾有一首军歌，歌词中有一段描写了死亡与樱花的联系。“

队伍中那些红色的领章，就像千万朵花枝繁茂的樱花，花儿在吉野吹起风暴，生为大和男儿，就该像散落的花儿一样战死在沙场。

”这首歌同样也体现了樱花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联系。

日本武士在人生的巅峰时刻，在尽其所能、发挥自身最大价值之时，

像樱花一般凄美地结束生命，这即是一种生命层面的牺牲美学。

（三）樱花与武士道精神的“国民性质”

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极其明显的“群体性意识”，即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

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

“不惜生命地实现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

极其重视集团利益。日本武士则需严格遵守条规与原则，不可触犯戒律，否则对整体及自身利益都将产生损害，被孤立、放逐，以至于无法立足。

就如同樱花，生命衰竭时成片凋落，兴盛时集体繁荣。

在武士兴起的11——12世纪，催生了集体意识。由于日本幕府建立者源 赖朝（1147—1199）为吸引武士效忠，在势力范围内实行“御家人制”——即武士与将军直接保持主从关系，这些成为御家人的武士必须宣誓对源赖朝的忠诚。这就是一种家族式的军事统治。

而后日本又出现了家臣制，幕藩体制等，把臣民限制于家族式的集团内。与樱花的集体性同理，樱花需要协调合作，成片开放，方可形成为人赞颂的美景。

毫无疑问，

樱花和武士道精神相同的内核——“集体主义”，都是日本文化中延续和传承的观念。

这种集体意识，注重内部团结，正是日本国民性格的重要表现，对日本历史进程极有帮助。

1.“忠”

“集体主义”加强了国民的“忠”，增强了日本的民族凝聚力。本尼迪克特在所著《菊与刀》中所述：

“忠：对天皇、法律及日本国家之义务。”

对君主无条件的忠心与爱国意识，深深印刻在武士道精神中。对于现代的日本，如“忠于集团”的职业道德观，使雇佣关系变得神圣，便形成了特别的企业管理思想，对经济有着积极影响。

2.“耻”

加强了人民的“耻感心理”，制约群体思维。集体荣辱观使日本民众非常重视他人及社会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优先考虑

“除自己以外的人”。

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睦，也能对集团外的人或事各执己见，既恪尽职守，又思想丰富，对国家决策起到了良好效果。

结语

从事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津田左右吉在所著《津田左右吉全集》中讲到，武士道精神对日本民族的形成及日本文化未来发展

“已经产生并应当产生作用”。

针对于武士道起到的作用，他提出这样的意见：

“虽然武士道消减了，但依此养成的某种风气、习性，在某种程度上遗存至后代，要与全新展开的新时代生活相结合，就要求其应当高于一般道德。”

总而言之，武士与樱花已被日本崇奉已久，历经千年。其内核精神，无论是佛教无常观，还是死亡美学和集体意识，都是推动日本建立政权、发展经济与平息动乱的关键因素。

时代在继续前进，武士道精神与其相关联的樱花精神也需如津田左右吉所说，应时代的变化而辩证地进行调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